古今嬗变风云激荡，历史长河奔流不息。有一部中华古老典籍，穿越岁月的烽烟，至今依旧闪烁着智慧的光芒，这便是《左氏春秋》。昔年孔子作《春秋》，“一字褒贬，微言大义”，司马迁在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中称：“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，各安其意，失其真，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，成《左氏春秋》。”此书历经沧桑，至今光照千秋，成为杰士英雄智慧与力量的无尽源泉。
明灯古卷：唤醒沉睡的智慧
话说那个砸缸的司马光，幼时启蒙，其父令其读四书五经，终不得其意，久而贻学。“光生七岁，凛然如成人，闻讲《左氏春秋》，爱之，退为家人讲，即了其大指。自是手不释书，至不知饥渴寒暑”（宋史·司马光传）。一个厌学的七岁的孩童，在窗外听到老师讲《左传》。瞬间被一道智慧之光击中，从此“手不释书”，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境界。这不仅是一个神童的故事，更是《左传》本身魅力的一种体现——其叙事的生动、道理的深刻，能够直达人心，唤醒沉睡的智慧。
更为人称道的是，司马光日后主编《资治通鉴》，其编纂体例与叙事方法，深得《左传》遗风。他在《进书表》中自述：“专取关国家盛衰，系生民休戚，善可为法，恶可为戒者，为编年一书”，这种以史为鉴的思想，正与《左传》一脉相承。元代胡三省评价《资治通鉴》曰：“《通鉴》之作，实左氏之流亚也。”可见《左传》智慧的生命力，能够在后世继续发芽生根，开花结果。
沙场点兵：兵机谋略的锦囊
《左传》一书，记载了大量战争场面，其中蕴含的军事智慧，成为后世将帅取之不尽的宝藏。北宋名将狄青的经历，尤为典型。《宋史·狄青传》载：范仲淹以《左氏春秋》授之曰：“将不知古今，匹夫勇尔。”青折节读书，悉通秦、汉以来将帅兵法，由是益知名。
狄青本是一介武夫，凭勇力累迁至泾原路都监，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参谋长吧。然而范仲淹的教诲让他幡然醒悟：为将者若不通古今，不过是一介匹夫之勇。于是他发奋研读《左传》，从中领悟兵机谋略，终成一代名将。他在西北与西夏作战时，“临敌被发，带铜面具，出入贼中，皆披靡莫敢当”，后平定侬智高之乱，更是“出奇制胜”，其用兵之道多得益于《左传》所载战例。
《左传》所记城濮之战中，先轸提出的“战阵之间，不厌诈伪”；鄢陵之战中，范文子强调的“惟圣人能内外无患”；乃至曹刿论战中的“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”，这些军事思想无不闪耀着谋略的智慧光芒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中指出：“左氏之书，兵法之祖也。”可谓一语中的。
更令人称奇的是，南宋抗金名将岳飞，同样深受《左传》熏陶。《宋史·岳飞传》明确记载：“少负气节，沈厚寡言，家贫力学，尤好《左氏春秋》、孙吴兵法。”岳飞能够“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”，与其熟读《左传》密不可分。他在郾城大战中指挥背嵬军大破金军铁浮屠，其战术运用令人想起《左传》中记载的许多以少胜多的战例。
纵横捭阖：外交实战的宝库
《左传》不仅是一部兵书，更是一部外交宝典。其中记载了大量的外交辞令和策略，展现了春秋时期各国外交的智慧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记载了郑国子产应对晋国责难的精彩一幕：
晋人曰：“何故侵小？”对曰：“先王之命，唯罪所在，各致其辟。且昔天子之地一圻，列国一同，自是以衰。今大国多数圻矣，若无侵小，何以至焉？”子产面对强晋的责难，既不卑不亢，又据理力争，最终使晋人无言以对。这种外交智慧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唐代宰相杜预在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》中赞叹：“左氏之富，艳而富，其失也巫；然其文辞之胜，道理之明，千古无双。”
苏轼在《东坡志林》中曾言：“读《左传》如观棋，虽不能尽解其意，然觉其间应对有方，进退有度。”一句话道出了《左传》外交智慧的精髓——如同下棋一般，每一步都要深思熟虑，既要顾及眼前利益，又要着眼长远大局。
明代张居正为幼年万历皇帝讲授《左传》时，特别注重其中的外交智慧。他在《讲解〈左传〉》中指出：“春秋之时，列国交争，使臣往来，辞令之美，应对之工，皆足为后世法。”张居正本人后来能够推行改革，周旋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，恐怕也得益于对《左传》外交智慧的领悟。
修身立命：道德人格的楷模
《左传》强调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三不朽，其中将“立德”置于首位，可见其对道德修养的重视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四年》记载：穆叔如晋，范宣子逆之，问焉，曰：“古人有言曰‘死而不朽’，何谓也？”穆叔对曰：“豹闻之，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虽久不废，此之谓不朽。”
这一思想成为后世士人终身追求的目标。三国时期诸葛亮在《诫子书》中教导儿子“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”，这种修身思想与《左传》一脉相承。
更令人感动的是《左传》中记载的许多忠臣义士的事迹。如齐国晏婴，《左传·昭公三年》记载他拒绝更宅的故事：“晏子如晋，公更其宅。反，则成矣。既拜，乃毁之而为里室，皆如其旧。”晏婴身为齐国宰相，却始终保持俭朴作风，这种品格令人敬佩。
北宋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胸怀，无疑也受到《左传》中这些贤臣的影响。他在《奏上时务书》中直言：“臣闻《左传》曰：‘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’然臣以为国之大事，在养士与恤民。”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，既源于《左传》，又超越了《左传》。
文章典范：文学艺术的高峰
《左传》不仅思想深刻，其文学价值同样令人叹为观止。唐代韩愈在《进学解》中推崇《左传》的文章：“《春秋》谨严，《左氏》浮夸。”这里的“浮夸”并非贬义，而是指文章铺张扬厉，文采斐然。
清代文学家刘熙载在《艺概》中评价：“左氏叙事，纷者整之，孤者辅之，板者活之，直者婉之，俗者雅之，枯者腴之。剪裁运化之方，斯为大备。”这段评语精准地概括了《左传》的文学成就。
苏轼在《与谢民师推官书》中更是直言：“读《左传》如观史，读《史记》如观剧。”这句话生动地说明了《左传》叙事的生动性和艺术性。事实上，苏轼本人的文章之所以能够“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，但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”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《左传》文章的学习和借鉴。
明代归有光在《文章指南》中指出：“左氏之文，语有尽而意无穷，如龙潜深渊，只见其首不见其尾。”这种含蓄蕴藉的艺术特色，成为后世文人追求的至高境界。
《左传》的智慧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仍然鲜活，在于它揭示的是人性的普遍规律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道理。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中说：“读左氏之书，知古今之变，明得失之迹。”
清乾隆年间编纂《四库全书》时，纪昀在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评价《左传》：“其文宏富，其才博雅，其识精微，其义正大。自汉以来，学者莫不钻仰。”这说明直到清代，《左传》仍然被学者奉为经典。
纵观历史长河，从司马光的史学巨著，到狄青、岳飞的军事实践；从苏轼的文学创作，到张居正的政治改革；乃至近代梁启超的思想启蒙，无处不闪现着《左传》智慧的光芒。
这部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的经典，之所以能够保持惊人的威力，正是因为它所蕴含的智慧超越了具体的时空限制，直指人性的本质和社会的规律。它告诉我们：历史虽会变迁，但智慧永恒；形式虽会改变，但道理常新。
当我们今天重新翻开《左传》，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穿越时空的思想震撼。当海量信息如潮水般涌来的今天，当各种短视频在麻木我们的神经的时候，我们静在在灯光之下，仔细品读一两页《左传》，何不是一种超级享受呢。（刘军，玉平）
